• 转一篇好文《中国为什么盛产清谈文人》

    日期:2008-09-02 | 分类: | Tags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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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     从整体上说,中国文人名声不好,不管你能举出多少文化名人,或独创性理论,也否定不了这个整体性的定性,比如“清谈误国”这样天大的罪名,便世代相传,恐怕以后也难以消弭了。
      中国文人清谈有文人之过,更确切些说,跟中国文人的鼻祖有关。
      中国文化价值取向就以清谈相号召。“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”,没有比这更精到的表述了。圣仙是谁?越老的越有资格拥有这个称呼。“学而优则 仕”,是孔子的弟子子夏的一句话,一直被流传和标榜,干的好坏似乎却不重要了;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,注重实践的墨学以后几近消失,而思辨、诡辩、狡 辩、出世和厌世的学问,却历经不衰。在这种文化传统中,一种思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凝炼而成,那就是将知识和实践;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截然分离。考察中 国历史上的建言立论者,我们便会发现:中国的学问,大都是在深宅大院竹影照壁后苦思冥想出来的,格物致知类便为典型。有良田收益,无衣食之忧,可宴亲朋好 友谈诗论道,可雇书童研磨,可纳美妾舒缓神经激发灵感,可有银两出书传播己说,可花巨资经营自己的藏书楼,可办私塾书院,可纳门生故吏。于是,祖传香火和 一脉相承的学问,与整个社会实践几乎没有了有机联系,学问之间的吸纳和交流也极其有限。不仅如此,中国文人还有一种习性,那就是将排他、彼此相轻、与世俗 的深层接触和探求,作为标价自己文人身份和学问尖端程度的衡量尺度,从而在立论上常常剑走偏锋,脱离人性,以华丽取胜,缺乏实践中的参考意义,在物质的力 量前底气不足。鸦片战争后经营了几千年的中学西学面前的败象,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
      中国文人爱清谈,还取决于中国学术的起源环境和动机。
      这个问题在同西方文化的对比中,差别便显而易见。古希腊古罗马崇尚辩论,一开始就在民主的气氛中探讨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,是交流而非独断。到了文艺复 兴前后,文化的繁荣直接因为市民阶层的兴起和精神需要,以及为经济发展所需。立足人性和人的实际需要,与生活的密切扭结在一起。而中国学术自春秋战国萌生 之际,始终就远离人性和普通民众需要,一开始就为政治权谋而存在,是策略不是办法;是算计不是相助;是变相的陷阱。这种属性,不仅是对中国文人所依附的政 治集团的政敌,也对民众,即文化和思想成为了统治术和愚民术。正因为中国的皇权专制社会延续几千年,鸦片战争前没有过市民阶层和相应的自治,故而春秋战国 时期形成的文人与社会的关系,即对政治和政权的依存关系始终没有改变。故而,中国文人为学不怎么考虑综合、逻辑,以及深层后果,而将效力和效率放在优先地 位。比如,禁锢民众思想几千年的儒学,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的力度无以伦比,但其违背人性和所标榜的信条之虚假,以及对个人平等权利的漠视和反对,却始终不 为许多人所彻底否定。因为中国的文化观念好听、符合空想、幻想和理想,尽管在现实面前往往头破血流。
      中国文人爱清谈,更在于社会现实给他们提供的空间极其有限。就整体而言,没有比中国文人更有政治情节,乃至可以说,他们所有的论说都与政治沾亲带故。 但是,在一个专制的国家,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欠缺透明,以及对文人关注政治缺乏参与条件和物资条件的支持,而且进而是阻挠和防范。一个文人,一旦进入体 制,你就彻底消失了文人特质,而且万劫不复。即使退休后,你的回忆录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,很多时候,很多人连写的勇气都没有。而体制之外的,几乎没有参 与政治过程的机会和了解真是实际情况的渠道:档案在近百年里见不到,通用的50年内公布档案的规则都无法践行,作为事件真实记载的第一手资料难以看到,或 将档案和其他重要资料按实际需要断章取义,马后炮一样出版各种文集、选集,不仅掩盖真相,而且误导误向。别说像民主国家样,连学生都可随时到政府部门要求 查找文件的权利。连事件本身都不清楚,文人们要么不谈,这就不是文人了,要么只能是清谈,结果便是遭人讥笑和闹笑话。

    来源:中华杂文网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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